自然教育不应只从书上来
 

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湿地保护，离不开生物栖息地的改善。但当下城市的无序扩张，压缩了动物的生存空间。人类活动的噪音，又深刻地影响着鸟类的鸣叫、求偶和觅食等行为。于是，不少地方纷纷建起了湿地保护地，隔绝人类的干扰。这种传统的“堡垒式保护 (fortress conservation)” 模式常常需要将原住民迁出，竖起铁丝网，以期望自然自我调节，恢复生物多样性。大众只能在书本或者电视里，了解保护区生态，接受自然教育。

事实上，人为活动与湿地保育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世界上许多湿地很早就有人生活、生产的痕迹。在湿地合适的区域里开展自然教育，将科学知识与在地经验结合在一起，传播给大众，更有益于可持续的保护湿地。

冯育青是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以下简称“湿地站”）站长，2009年起，他开始系统地对苏州湿地进行保护。苏州成为最早一批地方湿地保护立法的城市，率先建立湿地公园评价体系。其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他协助建立的、以湿地公园为基地的11所自然学校。这些成果都始于他的初心，和对湿地行业管理模式的不断探讨。

“其实湿地自然学校的想法，最早是在我陪女儿玩的时候想到的。”冯育青回忆道。“我们以前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发现只要是周末，公园里一定挤满了爸爸妈妈和孩子。可公园里的自然活动却很单一。大人们不是带孩子看花钓鱼，就是坐在椅子上玩手机。我当时就隐约觉得社会上对自然教育的需求是很大的。”

当时冯育青经常在湿地公园做义务自然讲解员，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在《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出台后，冯育青与湿地站的同事们更意识到——法律只是底线，湿地保护不能只靠法律，还需要整体社会意识的教育和提高。而湿地公园里丰富的水、土和动植物，就是最好的课本。

2012年，苏州湿地站在太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立了第一所 “湿地自然学校” ，这是苏州第一处面向大众进行科普教育的场所。如今，全市的湿地自然学校共计培养98名生态讲解员、设置了100个鸟类和20个水质观察点。近三年，开展自然教育活动1109次和347次的主题宣传、研学等活动，受益群众16.3万余人次。

湿地自然教育：从“认识自然”到“在自然中相处”
 

自然保护并非一蹴而就，苏州湿地自然学校的发展也一样。在刚成立的那几年，湿地自然学校的志愿老师们都是本地的观鸟或园艺爱好者。大家本身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就只能从带孩子认识自然，观鸟、画植物这些最基本的内容开始。

由于人员缺乏，湿地站的同事们经常要自己上阵。从网上查找自然教育课程，听课、内部消化，再给湿地公园的一线解说员做培训。他们会给湿地公园派发标准化的教具，比如小小实验室里的烘干箱和马弗炉。也会帮湿地公园做一些简单的课程设计。

“我们湿地站储物室现在还摆着当时多下来的酸奶机等一系列教学用具。”冯育青笑着说道。

随着自然教育活动场次的增加，冯育青也开始觉得力不从心。“我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定位问题。”  湿地站是对湿地进行行业管理的林业局下属政府机构，而不是自然教育培训老师的身份。冯育青萌发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想法。2015年的台湾之行，为湿地站与民间力量合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015年，冯育青参加了由台湾环境友善种子环境教育团队定制的“大小背包游台湾亲子活动”。这次活动不仅让他实地学习了关渡自然公园精细的湿地栖息地修复，更让他意识到自然教育，不仅是认识自然，还是孩子与家长、与别的孩子、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学习。

冯育青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到，“我记得有一个家长在自然游戏问答环节特别想让孩子赢，一度帮孩子回答问题。自然教育导师会及时提醒家长不要过分干预。活动结束后，导师还鼓励孩子们互相写赞美卡片，送给今天在活动中交到的新朋友。”

这些小细节让冯育青认识到，一直以来，家长带孩子接触自然时，往往是全能者的角色，而不是平等的陪伴者。而以湿地作为媒介，以自然教育作为方法，也许能弥补这种亲子关系的缺失，培养孩子团队意识和社会边界感。

同里湿地公园孩子们正观察湿地动植物

台湾之行结束后，冯育青邀请外部的专业机构来苏州一同发展湿地自然学校奠定了框架。这趟旅程也在冯育青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憧憬有一天，当人们来到苏州旅游时，除了欣赏名满天下的古典园林，也能抽出一天的时间，通过网络，报名参加一个附近的湿地公园自然教育课程。了解苏州关于自然的另一面。

政府与民间自然教育机构的磨合
 

为了做好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冯育青认为要先培养出一批专业的一线人员。而一线人员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与外界的相互学习。

从2016年开始，各类专业的环境保护和自然教育机构开始对苏州湿地公园实行一对一指导，先后开展了解说系统规划、环境教育书籍编写，和课程创设等合作项目。

2017年，苏州常熟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委托台湾环境友善种子团队开展湿地自然学校人员培训计划，根据湿地公园生态基底，打磨优质课程。位于芦苇荡的沙家浜本来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底蕴，“芦荡火种，军民鱼水情深”的抗战精神家喻户晓。老师们的到来，为沙家浜找到了平衡旅游发展与湿地生态保护的新路径。

冯育青说，“在湿地公园里，只要划定合理的边界，旅游与保护也能相互促进。”而自然教育就是两者的“协调剂”。

沙家浜的游客通常会集中在湿地公园外围的革命教育博物馆等旅游景点，而鹭鸟往往栖息在限制游客进入的保护区。这两个区域中间的缓冲带，就是开展自然教育的最佳位置。

自然教育想要达到理想效果，最好是“受众亲至”，而想要吸引人到来，就需要好的生态环境和故事。老师们与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讲解员一起，历时8个月，重新梳理了人与生态的故事线，突出了曲折多变的芦苇荡是如何成为当年新四军伤病员的天然庇护所，形成了“红色是魂，绿色是根”的四套环境教育课程。

当然政府与民间机构的合作也需要经历磨合阶段。首先就是认知上的适应。以前一些湿地公园做自然教育往往以可量化的成果为导向，关注在做了几块解说牌，上了几堂课。对软性知识的付费意愿不足，导致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合作对象。

在苏州同里国家湿地公园与台湾永续游憩工作室郭育任老师合作的解说系统规划项目中，冯育青了解到，为了让每个湿地公园都有自己的故事，需要大量的人文历史调研和生态本底调查。“过去设计一块解说牌，我们付的往往是“画一只鸟”的钱，但原来要意识到‘为什么要画这一只鸟’也需要投入时间和成本。”

第二个挑战是本地讲解员的学习积极性难以管理。自然教育是一门新兴的实践行业，目前的一线讲解员大多来自各行各业，因此需要接受很多专业的培训。然而，自然教育培训不同于企业培训，很难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和在短期内变现，这就需要自然教育学员有“延迟满足”和“自我驱动”的能力。自然教育是一场对人的改变，也是一场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新想象，它存在于日积月累的积蓄中。
 

 政府与民间自然教育机构的磨合
 

经过10年的迭代，苏州湿地站作为湿地公园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了“行业引导+企业运作+志愿者助力”的湿地自然学校发展体系。不仅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台湾关渡自然公园、台湾环境友善种子等团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更积极推进苏州湿地公园自然学校的内生性转化。

天福研学游观鸟

通过苏州市林学会环境教育顾问制度，湿地站从社会招募专家，持续为湿地自然学校进行咨询指导，提供技术支撑。明确了组织架构：即，一个专门负责自然教育的部门；一支不少于5人的生态讲解员团队；一套针对人员、地点四季的课程。苏州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更是成立了实训基地，为全国近400家湿地公园提供专业人才培训。

天福实训基地讲解国家湿地公园科研监测与应用

面对当前湿地自然教育人才缺失的棘手问题，冯育青觉得这反而是未来行业监管部门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他认为未来的自然教育，需要平衡“标准化“与“个性化”的问题。在地课程的制定需要个性化，而人才的培养却需要标准化。

天福研学游室内讲解

近年来他依托湿地站，举办全市湿地技术人才培训班，与苏州人社局协商开通自然教育人才职称申报路径，同时颁发湿地生态讲解员证书，在全市建立星级讲解员考评制度，每年对讲解员进行综合评价，让湿地人才有更多的表现和发展空间。他还推动相关部门将生态讲解员，宣教课程方案，自然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全市湿地公园考核评价体系。

通过指标量化赋分后的排名情况以《苏州市湿地保护年报》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培养自然教育人才，需要提供清晰的学习内容和职业路径，帮助学员找到动力。

正在进行培训讲课中的冯育青

苏州湿地站正在积极发挥行业监督的优势，为湿地自然教育搭建对外合作的平台和网络。让公众走进湿地、体验湿地、对湿地多一份认识和理解，从而对大自然产生敬畏和尊重，进而学会保护和爱护自然环境，这正是自然教育的意义，也是苏州湿地自然学校的宗旨所在。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培训班集体合影

 

自然教育——未来看世界的日常方式
 

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亲生物性”概念所说，人类天生就有与其他生命形式接触的欲望。我们对开阔的草地景观、森林、湿地和牧场都有着强烈渴望和积极的心理反应。自然教育可以培养我们的亲生物性，增强我们的环境意识，增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社会交往的准则的理解。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大自然不该只存在于保护区里，人类也不该只在保护区外远观。我们应该更主动地适应自然，积极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自然教育也会从一种行业，慢慢变成一种看世界的日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