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尚德在致辞中指出：“滨海地区生态独特，历来是物种迁徙的重要通道。盐城拥有582公里海岸线、76.97万公顷湿地，孕育着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海岸型湿地。每年约数百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繁殖和越冬。盐城为更好保护候鸟迁徙，持续加大对滨海地区生态系统的修复，也被列入国际湿地城市。全球滨海地区是命运共同体，对于保护物种迁徙，盐城从来不是单独行动，它正在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不断扩大生态保护的朋友圈，希望我们也能在此汇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候鸟迁徙往复于如此巨大的地理尺度，对其进行全生活史栖息地的监测和研究十分困难，没有哪个大学或机构能够独立完成。”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程武表示，“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跨区域的协同科技合作网络，让不同国家科研机构的数据、知识、技术与人员充分交流共享，开展更加紧密、更加务实的科研合作。”同时，他发起倡议，邀请从事迁徙水鸟和湿地研究的各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教育合作联盟。依托联盟，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共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强调，候鸟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迁飞特性，愈加凸显跨国家、跨地区保护合作的重要性。近年来，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加强多边合作等措施，努力改善候鸟栖息环境，为安全迁徙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加强跨区域保护协作，共同保护候鸟迁飞通道。

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英国皇家鸟类学会首席政策官尼古拉·克罗克福德、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钱法文，《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等进行精彩的主旨发言。

全球滨海迁徙物种保护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界沿海水鸟和海鸟中，令人震惊的是，约有四分之一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海岸迁徙鸟类和海鸟数量的减少正在表明，我们未能保护好沿海生态系统。”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席政策官尼古拉·克罗克福德介绍目前沿海迁徙水鸟和海鸟的保护所受到的威胁，并围绕“全球滨海迁徙物种保护现状与挑战”这一主题，着重强调了健康的沿海生态系统对于为大量迁徙物种提供支持的重要作用，“全球滨海论坛的举办，能帮助我们在必要的范围内共同行动，以便在保护尚存的生态系统和恢复已丧失的生态系统方面，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我们需要如何通过识别、保护、管理和恢复这些沿海生态系统来应对这些挑战。例如去确定候鸟迁徙最重要的沿海地点，从而确定保护工作的优先次序，以及去了解各保护区之间的鸟类联系等措施，这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钱法文介绍了全国鸟类迁徙通道保护行动方案有关情况，他表示：“目前方案确认了1140处候鸟迁徙通道重要栖息地。”将通过保护和恢复迁徙通道、开展鸟类环志、开展重要候鸟及种群调查与评估、对重要功能区的栖息地予以重点保护、加强候鸟保护监测机构能力建设、鼓励公众参与和建立候鸟致害补偿机制等措施保护候鸟迁飞通道，为候鸟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为确保迁飞路线候鸟保护的协同，更需要技术创新。比如利用全球卫星跟踪监测技术、物种和种群智能监测技术、栖息地保护修复情景的数字孪生技术等方式，为保护迁徙候鸟的生物多样性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介绍了目前在使用的新技术，“例如候鸟迁徙卫星跟踪检测技术，可以为构建迁飞区完整的保护体系提供基础数据。通过这个技术，就能够看到候鸟清晰的迁徙路线，我们就能非常容易地把数据放到保护方案之中，这种技术为研究候鸟保护提供了便利。”

论坛最后展开了精彩的嘉宾对话。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唐瑞主持，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杨淑芬、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执行总监Theresa Mundita S. Lim、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环境专家Duncan A. Lang、红树林基金会(MCF)联合创始人、副理事长及勺嘴鹬特别行动小组（SBS TF）主席孙莉莉共同探讨了如何增进国际上对迁徙物种的支持的问题。

孙莉莉说：“首先，应当建立起迁飞候鸟保护有效的国际协同机制。候鸟无国界，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仅靠自身努力就可以保护好它们。其次，要加强不同保护机制之间的协同。当前全球已经建立了诸多的保护机制，从生物多样性公约到湿地公约，都在寻求机制间的协同，这种跨机制之间的协同十分重要。”

杨淑芬介绍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在过去的30年中，为鸟类保护做出的实践，并表示：“相比盐城，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湿地，是在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湿地，但我们也要进行更多的科学检测和数据收集，为国际也贡献一份力量。”